過去六十年中國政府一再宣稱達賴喇嘛和西藏人從事「分裂活動」。 中國說它在西藏保護和發展了西藏宗教和文化；流亡國外的達賴喇嘛或與中共合作的班禪喇嘛卻都公開指責中國對西藏推行「文化滅絕」政策、以及「滅族滅教」。 中國宣稱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同時卻又立法宣布喇嘛的轉世人選最終應由共產黨來決定；並派軍警摧毀五明佛學院。 嘉道理道35號 中國宣稱西藏文化得到發展，同時卻有成千上萬的藏人學生僅僅為了尋求學習母語的權利而走上街頭，多人因此而入獄被判處重刑。 至於以 2008年為代表的此起彼伏的抗議和鎮壓衝突，還有120名西藏男女慘絕空前的自焚等。
需要說明一點：書中的所有英文翻譯（除極個別作了說明外）都是我自己的文字再創作。 文字根据《十三经注疏》本，但是另行标点断句，尤其用引号区分引文与占辞。 引号的大量使用，是本书与历来《周易》标点方式的最大区别。
嘉道理道35號: 達賴喇嘛＆西藏文化攝影展
經歷這段歷史的倖存者眼下很多已是耄耄之年，來日無多，如不及早將他們的經歷記錄下來，這些史實也許就永不為人所知。 本書盼能拋磚引玉，有更多人將這段史實記錄下來留諸後世。 發表會最後由雪域義工索朗多吉先生說明出版社如何在經費困難的情況下，由義工們分責排版、校對、美編等工作，因為雪域與民間的出版社極不相同，並不是以營利為目的，而是有一份責任與義務，是一份西藏佛行事業，故需要社會大眾多多支持。 除了這些著名的人物，像1964年從美國返回西藏的札西次仁，平民出生，崇尚平等、革新與科學。 因為堅信自己對西藏民族負有責任，希望在歷史劇變的時刻，為西藏民族盡一份力，為此已在美國安身立命的他選擇了返回西藏。 今天我站在你們面前，是要用自己的親身經歷——我的親身體驗和直接見聞——來講述中共政府對西藏人民的壓迫。
我最初也是通过这些伪西藏文学来认识西藏,茉莉书中提到的一些汉人作品，五十年代的小说《我们播种爱情》我中学时代读过,印象很深,后来是对西藏极尽抹黑之能事的电影《农奴》，以及本世纪初汉人女作家马丽华有关西藏的多部著作。 嘉道理道35號 马丽华在西藏长期生活，熟悉西藏，文笔又好，她对西藏风情和民俗的描述非常吸引人，我当年也是受到吸引者之一。 但读多了，感觉她多少是以中原汉人猎奇的视角来观察异邦西藏文化风土和宗教传统，有作为汉人这样的世俗民族，对藏人这个注重精神生活的民族有难以沟通的隔膜，甚至还有某种程度的轻视。 她的西藏风情的散文如中国历史上的边塞诗一样，只不过是中华帝国边疆文学的延续，是用边境的荒凉美和奇风异俗来衬托帝国中原的繁华和文明，或满足中原人对边陲“落后”文化的优越感。
嘉道理道35號: 地方
再如2000年，我帶一個攝製組在康區扎西卡（中國劃為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縣）拍攝紀錄片。 有一天，我們來到鄧科（中國更名為洛須），把十六世噶瑪巴的故居從各種角度拍了一輪。 我在掛滿經幡的橋上走來踱去，從「四川」走到「西藏」，又從「西藏」走到「四川」。 突然，陪同我們的藏人說了一句：59年的時候這個地方打仗打得好厲害……我們都不吭聲了，然後我們再次為風景陶醉。 好可惜，我在「四川藏區」拍片，而不是在「西藏」。 「四川藏區」，因「屬於四川」而缺失了某種「正宗」，略微不潔……這就是我當時僅有的思緒，和麻木。
- 而且達賴喇嘛也讓喜馬拉雅地區、蒙古文化區域等傳統西藏佛教文化的傳播區域實現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與宗教復興。
- 阿倫特在面對習以為常的惡之時，常常能做出政治道德方面的深刻分析。
- 雪域出版社同意以互不付費（不付稿費、不收出版費）形式出版本書，並慨允將出版本書的所有利潤捐給培育西藏流亡兒童的教育機構，謹此鳴謝。
- “高山、流水”其實就是“家鄉西藏”和“流亡西藏”的對比。
- 如果一個家庭不打掃，男子過年不剃頭，女子不洗梳髮辮，則表示家有喪事，因為藏人有「家有喪事不過年」的習俗。
後乘中國多事，長驅入關，滅我中國……驅除韃虜之後，光復我民族的國家。 通過丹巴索巴和慈望頓珠兩人將苦難說出口，見證了民族的苦難。 這本書既為亡者言，也為生者書，即使人身失去自由，也無法抵銷丹巴索巴堅強的意志，而慈望頓珠挺身救人和五位解救他的村民，則提醒我們苦難必有出口，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抵抗，槍砲彈藥無法征服，金銀財寶無法收買，人性並未泯滅。 嘉道理道35號 反觀，二次世界大戰受到德國納粹生靈塗炭的歐洲，他們仇視的是納粹主義而不是德國人，也不會將仇恨移植到現在的新政府德國，更不會恨極了二次大戰後出生的德國人。 未來的歷史，將會記錄著，曾經有一小撮人，在改寫人類的精神文明。
嘉道理道35號: 香港樓宇目錄
等中國人消失後，從那座叫色夷冬嘎的布滿岩石的山上有一個人騎著馬飛跑下來，我們來到當地不過一個月左右，所以並不認識那個人。 嘉道理道35號 我告訴他我是樂嘉家的人，媽媽已經被中國人打死了，他『啊呀呀』地嘆了一下，說不能這樣坐著，並叫我爬到我原先坐著的土墩上，然後用右手將我拉上馬背，馬沒有鞍子，他把我帶到他家。 月以後，中共政府派出大量工作隊前往各個鄉村成立合作社並走向人民公社化，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宣傳。 因得不到響應，便歸罪於酋長、喇嘛及上層藏人的破壞。 當時，稱多縣有個藏人叫噶松，在公安局任職，他警告稱多和旺波的部落酋長（兩個部落混合居住），千萬別來參加會議，否則會被逮捕。 剛佔領西寧，就看到一群藏人獻上千匹駿馬，中共很高興，但當時他們忙著進軍新疆，尚無暇顧及西藏，因此，在收下軍馬的同時回贈貴重禮品，誇獎囊謙二十五族第一個歸順，宣佈只派三名代表前往二十五族，並承諾對二十五族原有的一切都不予變更。
更夫搖晃著他的燈籠，與他身旁的孤影相隨而行，整個人生中都不會歸臥床榻。 我希望，我就是個更夫，整個夜晚行進在街頭，用我的燈籠驅趕陰影的黑暗。 ”我也發願做一個更夫，我的勇氣和希望還來自於我知道的一個事實：一座高高的光芒萬丈的燈塔就在前方指引。 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和各級人民政府直接領導下，各少數民族均已充分享受民族平等的權利，並已經實行或正在實行民族的區域自治。 中央人民政府依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各民族一律平等，實行團結互助，反對帝國主義和各民族內部的人民公敵，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各民族友愛合作的大家庭。
嘉道理道35號: 西藏與唐朝曾經立下和平盟約，請三寶聖賢日月星辰為證…
仁波切的妹妹向獄方遞交了申請書，要求將仁波切的遺體帶回家，要求在對仁波切的死因做出明確答復前延期火化，一概不被理會；只允許見了仁波切的遺體，卻發現嘴和指甲都發黑。 將遺體匆忙火化後，當局先是承諾將骨灰交給留在火化現場的四位藏人，而四位藏人帶著骨灰在警察跟隨下返程的當晚，卻被以國家名義的官員搶奪，聲稱會倒入附近河水。 這種行為，與漢人文化中最不齒的挖祖墳、搗毀遺骸的行為又有什麼區別？！
”而事实上，《易经》六十四卦无不徵引古歌：六十四条卦辞中时而有古歌，三百八十四条爻辞绝大部分都有古歌。 第二，就他所提到的那一部分歌辞而言，他也不能明确肯定为作《易》者所引用的。 即使他倾向于肯定其为诗歌的《明夷》初九歌辞，他也还拿不准：“我很怀疑卦爻辞编者是把这首流行于民间的歌谣采入《易》筮辞中，然后把筮辞‘有攸往，主人有言’补上。 ”总体看来，他仍然倾向于认为这些歌辞不是作《易》者引用的既有民歌，而是他自己模仿民歌写成的韵文：“卦爻辞的编著者之所以能够写成这样的诗歌，喜欢运用这样的韵文，……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中，受诗歌的影响，作成这样的文章。 ”这样，李镜池先生就在《易经》古歌宝库的门槛前退回去了。 带着这个疑问，我翻阅了一些易学基本著作，结果令我失望，没有一本书能消释我的疑惑。
嘉道理道35號: 生活消費
從喜馬拉雅山麓那邊傳來一個個博巴以身浴火的消息。 井早智代與眾多的流亡博巴一起，在達蘭薩拉的夜裏秉燭悼念火焰中的犧牲者。 歲的年輕母親卓尕措於2012年8月7日自焚，中國新華社於8月8 日宣佈她「家庭不和，患有間歇性精神病，曾試圖自殺」。 到2013年1月31日新華網改口說「左腿殘疾，與丈夫和婆家關係不好，常遭婆婆的批評和欺負……診斷出患有常見婦科疾病。據此，她產生了輕生的念頭」。 2月4日中央電視台又稱卓尕措「從小被父親懷疑不是親生女兒」，所以自焚是被「父親周加卡鼓動的」等等。
更值得一提的是，達那•晉美桑布一生所經歷的磨難和驚人的毅力，為下一代西藏人樹立了一面鮮豔的旗幟，亦為西藏獲得自由，增添了新的動力和勇氣。 雖然，此書對達那•晉美桑布一生充滿傳奇式的感人故事和苦難遭遇描述的不夠全面，但也折射出中共當局在奴役蹂躪藏人的同時踐踏了人權這個比主權更可貴的人類普世價值觀。 從達那•晉美桑布前後數次被判刑、以及對他判刑的法律依據中，可以看出中共當局誣陷藏人正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年中共完全統治西藏，對西藏政治、宗教，以及整個民族帶來極大衝擊。
嘉道理道35號: 西藏的天空第二期出刊了
不僅表達我對圖伯特文化的敬意，還有我對圖伯特現實困境的感知，即中國入侵後，給圖伯特帶來的沒完沒了的災難。 後來，我又與夏劄先生、朗頓班覺先生、恰巴先生、倫珠朗傑先生等圖伯特自由時期的貴族，都成了朋友。 當然，他們並不完美，也有人類的弱點，不過，對善，都有著堅強的信心，也都有修行，過著一種道德的生活。 1990年，我第一次去西藏遊蕩，受到的震撼足以鬆解和動搖某些被建構的認知，影響了我後來的經歷，直至今天的寫作。 但事實上，在無數關於光芒、曠闊、斑斕，關於信仰、沉思、欲望，關於坦誠、虛偽、利用，關於傲慢、矯情、歸真……的各種迷思，數度的返回、數度的危機和慰藉……所交織的關於西藏的記憶中，還伴隨著一種不易察覺的、難以撼動的——麻木。 主要紀錄片作品《天葬》、《夜鶯不是唯一的歌喉》。
正由於這一矛盾的身份，才衍生出了本書的「另類對話」。 作者所闡述的歷史事實、作者的身份和他們所做出的努力，以及這一切所呈現的文化背景等，雖非上書者的初衷，但對還原這一時期的歷史真相、研究西藏民族的精神文化等，無疑具有極為特殊的歷史意義和價值。 我們反對中國政府將西藏問題僅僅視為內政問題，關注西藏人權、宗教、文化、語言與生態環境等問題，不僅是國際社會的權利，更是國際社會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