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11位患者中，8位患者（73％）对治疗有反应，其中7位患者在治疗后得到了完全缓解，意味着他们在中位随访13.8个月时无疾病迹象。 大多数患者在接受细胞输注后30天内反应明显，疗效逐渐显现，并且在输注后1年内确认了这项治疗的持久性。 免疫疗法癌症 患者在接受治疗以及随访过程中均未出现严重不良事件，证明了CAR-N细胞输注的安全性。 MD安德森癌症中心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公布了CAR-NK细胞治疗11名复发性/难治性非霍奇金淋巴瘤（NHL）或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CLL）患者的I/IIa期试验数据。 NK细胞是免疫系统的第一道防线，具有细胞毒性效应，能自发杀伤肿瘤细胞和病原体，并参与机体的抗肿瘤免疫监视和免疫应答。
肿瘤微环境包含多种非免疫基质细胞组分，包括内皮细胞、成纤维细胞和组织特异性细胞，所有这些都对肿瘤的标志性事件，如血管生成、细胞外基质（ECM）的浸润和转移起着巨大的作用。 免疫疗法癌症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些基质细胞也在免疫逃逸和ICB耐药性的机制中起重要作用（图2）。 免疫疗法癌症 致癌基因信号通路和代谢通路及其相关的突变也已被证实在各种癌症类型中可驱动免疫原性反应（图2）。 干扰素（IFN）通过Janus激酶（JAK）/信号转导子和转录激活因子（STAT）通路发出信号，在肿瘤免疫中起着重要作用。
免疫疗法癌症: 免疫檢查點抑制（Immune check point inhibitor）藥物治療：
在乳腺癌的临床试验中，抗雌激素疗法正与ICB结合，而在前列腺癌治疗中，抗雄激素疗法也正与ICB联合 （Ozdemir and Dotto., 2019）。 髓源性抑制细胞（MDSCs）是肿瘤微环境中具有免疫抑制活性的另一类免疫细胞亚群。 此外，肿瘤浸润的MDSCs在各癌症类型（包括结肠癌、卵巢癌和膀胱癌）中均表现出抑制性检查点的高表达，比如PD-L1（Lu et al., 2016）。 与这些报道一致，ICB能靶向MDSCs并使其数量减少，最终导致Teff与MDSC 的比率增加（Retseck et al., 2018）。
这些研究大多处于初始阶段，但据报道，经过化疗的无法切除的NSCLC患者和TNBC患者接受抗PD-L1抗体治疗后的总体生存率均有所提高 （Schmid et al., 2020; West et al., 2019）。 通过在临床前和临床做出努力来确定不同肿瘤类型的最佳治疗计划和剂量，有助于进一步扩大该治疗策略的获益人群。 一些临床试验评估了抗血管生成疗法与ICB联合治疗的益处，并已证明与ICB单独治疗相比，免疫抑制特征的患者肿瘤中免疫细胞浸润增加，预后得以改善（Hodi et al., 2014; 免疫疗法癌症 McDermott et al., 2018）。 迄今为止，FDA已批准贝伐单抗（抗血管生成药物）联合阿替利珠单抗（PD-L1抗体）治疗未接受系统治疗的不可切除或转移性肝癌患者（Finn et al., 2020）。 这种联合治疗有望在未来扩大；这一组合也在治疗多种其它肿瘤类型中使用，未来有望增添适应症。
免疫疗法癌症: 健康与癌症：含糖饮料会致癌吗？
目前，全球超过30家公司正在开发针对CD47靶点的药物，具体涉及单抗、双抗、融合蛋白和小分子等3类。 越来越多的临床试验开始尝试将CAR-T疗法用于治疗实体瘤，关键点就是实体瘤靶点的选择，目前研究还处于早期阶段。 与血液肿瘤相比，实体瘤的肿瘤特异性抗原非常少，现有的靶点缺乏特异性，靶向性不足，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脱靶效应。
肿瘤的遗传状态是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是否有效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图2）。 在肿瘤的发展过程中，肿瘤细胞获得多种突变，进而产生突变的蛋白质和多肽；这些突变的多肽可以作为新的抗原，称为新生抗原，区别于机体自身抗原。 在许多情况下，新生抗原具有免疫原性，不受自身耐受机制的保护（Schumacher and Schreiber, 2015）。 此外，肿瘤遗传异常可促进自身抗原高于正常水平表达，或在正常生理条件下缺乏这些抗原的位置表达。 肿瘤组织中新生抗原和异常自身抗原的表达可吸引T细胞消除肿瘤细胞，进一步诱导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增强抗肿瘤免疫反应。 因此，肿瘤突变负荷（TMB）量化为肿瘤基因组编码区各种突变的总数，已被用作确定肿瘤抗原性和阐释对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应答或耐受性的标准。
免疫疗法癌症: Ｑ：免疫治療的種類有哪些？ 免疫治療怎麼做？
对于转移性黑色素瘤，表现出NK细胞在肝脏中富集，而T细胞在肺中富集的现象。 免疫疗法癌症 虽然转移灶周围缺乏NK细胞浸润，但不代表NK细胞对于肿瘤转移灶的形成没有作用，它能调节CD4+和CD8+t细胞募集肺部，从而促进T细胞对肿瘤转移灶的作用。 免疫藥物也常搭配化學治療使用，對於部分病人反應非常好，腫瘤大幅縮小，甚至少數個案腫瘤完全消失。
此外，TCGA数据库分析确定了血液中独特的微生物特征，其可用于区分健康者和癌症患者（Poore et 免疫疗法癌症 al., 免疫疗法癌症 2020）。 这些发现带来了新的机遇，表明循环微生物群可作为肿瘤微创生物标志物。 不幸的是，发生过irAEs的患者未来对免疫治疗的选择非常受限，这最终会影响他们的预后。 尽管一些数据表明，在irAEs发生和解决后，一些患者可以成功地再次使用ICB（特别是抗PD-1/PD-L1），但这并不普遍。
免疫疗法癌症: 免疫治疗是癌症的“终极杀手”还是“走投无路”的选择？
本庶佑，日本医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日本学士院会员，德国自然科学学会会员。 他故意让癌症病人感染上某种细菌，这些细菌在人体产生毒素，有些病人真的显示了很好的结果。 他准备接着把试验做下去，却很快被当时迅猛发展的化疗和放疗所击败。 因此，修斯需要寻找干细胞捐献者，并希望明年底能重返工作岗位。 修斯说，原来，她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但免疫细胞疗法救了她的命。 首先，医生把病人免疫系统的一部分，具体来说就是白细胞中的T细胞从血液中分离出来，用液氮冷冻，然后再送到在美国的实验室。
- 报告显示，消费者普遍意识到今年圣诞节可能出现的供应问题，这可能会导致消费者将圣诞采购时间提前到11月，以确保他们想要的礼物能买到。
- 最近的回顾性研究也强调了整合肿瘤特异性因子和免疫特异性标记物来预测ICT反应的效用。
- 相关机制研究表明，Wnt诱导的趋化因子CCL4表达减少阻碍了CD103+DC细胞和T细胞向肿瘤微环境的募集（Spranger et al., 2015）。
- 另一方面，因为免疫过度会产生攻击正常细胞的反面作用，免疫系统本身还具有刹车功能，使免疫细胞处理完异物后回归至初始状态，控制免疫过激，以防止免疫系统攻击正常细胞。
- 说到对付肿瘤的武器，我们最先想到的就是手术、放疗和化疗这三种主流治疗手段，除了这些，近几年来肿瘤免疫治疗被寄予了厚望。
- 一些研究已证明通过抑制M2型TAMs的活性并调节巨噬细胞向M1型极化可以增强对ICB的应答（Rodell et al., 2018; Zhu et al., 2019）。
- 今年春天，他通过手术切除了三分之一的右肺，并且发现癌细胞完全消失了。
- 此外，在临床前模型中，慢性压力可能通过激活交感神经系统β2受体信号通路来促进肿瘤生长，损害抗肿瘤免疫反应及对ICB的应答 （Bucseket al., 2017）。
因为其卓越的疗效和创新性，在 2013 年，还被《科学》杂志评为年度最重要的科学突破 。 癌症是由正常细胞分裂过程中产生的错误或者 DNA 损伤等，人体内自身反应错误的不断积累产生的病变。 癌细胞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病原体的一种，但是它比其他病原体难搞定得多。 免疫疗法因为新颖，副作用小，目标准确，疗效明确，越来越受到医学界的重视。 近十年来，更是突飞猛进，渐渐有成为手术放化疗之后的第四个选择的趋势了。 免疫疗法被暂时放在了一边，因为我们对人体的免疫系统知之甚少，无从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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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的数据表明机体对ICB的应答和来自于ICB的毒副作用之间存在相关性，尽管这些数据有些混杂，可能与所用药物、肿瘤类型、导致的irAE以及发生的动力学有关（Das and Johnson., 2019）。 有意思的是，设计用于计算白癜风、银屑病和过敏性皮炎的多基因风险评分（PRS）系统可以预测膀胱癌患者对ICB治疗的应答情况（Khan et al., 2020）。 此外，非靶器官通过代谢活性的增加来探测免疫激活，正如在PET图像所展示，可用于预测应答（Nobashi et al., 2019）。
目前的癌症免疫疗法主要分为四大类，过继细胞疗法，免疫检查点阻断剂，非特异性免疫激活剂与癌症疫苗。 一个关键的发现是，癌症患者的T细胞在CAR-T细胞制造过程中常用的抗原剂量下比“健康”T细胞更容易受到过度刺激。 这使得它们失去了功能，或者像免疫学家所说的那样变得更加“疲惫”，并降低了它们的增殖能力。 CAR-T细胞不仅需要转化为功能状态，还需要扩增数百万，才能消除整个体内的肿瘤细胞和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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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浸润的中性粒细胞显示出促肿瘤和抗肿瘤表型（Shaul and Fridlender., 2018）。 肿瘤相关的DCs的活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出现的DCs的亚型。 肿瘤微环境通常影响DCs不成熟的表型，这些表型不能有效地通过抗原呈递激活T细胞，并通过扩增Tregs进一步促进免疫抑制微环境（Muenst et al.，2016）。 相反地，传统的I型DCs（CDC1s）可以有效地激活肿瘤引流淋巴结和肿瘤内的CD8+T细胞（Roberts et al., 2016），为在肿瘤微环境中增加这些细胞以改善对ICB的应答提供了治疗的基本原理。
- 依诺妥珠单抗（Enoblituzumab）是一种针对B7-H3的单克隆抗体，在14名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有5名患者（总有效率35.7%）对联合治疗有部分反应，这比之前报道的抗PD-1单一疗法的总有效率8%～17%更高。
- 在小鼠实验中可以观察，在接种肿瘤后第14天时，接种过表达RGS18的人胰腺导管腺癌细胞（SU86.86）的小鼠，肿瘤向肝脏转移；而接种不表达RGS18的人胰腺导管腺癌细胞（SU86.86）的小鼠，肿瘤未发生明显肝转移。
- 这种正向循环当然要延续下去，接下来他们打算收集更多临床样本，进一步优化超进展的预测指标。
- 当时，制药行业对这种治疗方式没什么兴趣，但艾利森仍努力将该方法推广为人类治疗。
- 2020年6月份，发表在《Cell》上的一项前瞻性综述揭示：从早期胚胎发生到成熟期和老年期，体细胞中不断出现新发突变，不仅会导致癌症，还会导致多种非癌症相关的疾病。
- 肠道微生物菌群的失调也与疗效和毒副作用有关；治疗前拟杆菌水平的增加以及与多胺转运和B族维生素生物合成相关遗传通路的丰度增加，能避免用伊匹木单抗治疗转移性黑色素瘤患者相关的结肠炎 （Dubin et al.,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