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八年（1669）製成的泥金寫本《藏文龍藏經》，為孝莊太后力排眾議在年僅14歲孫兒康熙皇帝支持下，耗費巨資、人力為期兩年完成，是中國古代圖書製作技術的顛峰，不容錯過。 圖2 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御製讚緙絲極樂世界圖〉，289.2×142.2公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本幅畫面內容、風格和構圖摹刻自故宮院藏〈清丁觀鵬畫極樂世界圖〉。 此作主輪廓與設色以刻織方法完成；人物面部、衣紋、建築等精細處，以筆墨、顏色添染，為乾隆朝緙絲精品。 哲蚌寺的法事颇多，每逢大型佛教纪念日和藏历每月的望晦日（即十五日、三十日）等吉日，都要举行相应的法事。
古代兵器铠甲：为数不少，确切年代多不详；措钦大殿的铠甲较完整，对西藏文化史和军事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格鲁（Gelug）派活佛世系多于清代形成，不仅见于藏族地区，更遍及内外蒙古，即使北京亦有所谓“驻京八大呼图克图”。 不同地区的活佛角色呈现相当多元的样貌，对其驻锡所在的影响力亦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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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僧俗同庆的活动，其中场面最大的要算“哲蚌雪顿”了。 “雪顿”藏语意为“酸奶宴”，原先是一种纯宗教活动。 按照佛教的法规戒律，夏天有几十天禁止倍人出门的“夏居居”，直到解制为止。 后来“雪顿”的内容更加丰富，宗教活动和文娱活动相结合，规模不断扩大。
- 继续往上走，左边远处有绘在山石上的佛像，后面的铁架子就是雪顿节时的晒佛台。
- 《清文全藏經》裝幀採西藏傳統梵篋形式，外護經版朱漆描金刻繪八吉祥圖案及梵文咒字，內護經板則以織錦裱襯，上覆彩繡經簾，版面以金砌禮敬語，並彩繪與該函經典相關之佛菩薩造像。
- 哲蚌寺的洛塞林扎仓有26个康村，每个康村都有自己独立的经堂和僧舍，每个康村又有若干米村。
- 另外，生於清末的七世章嘉晚年隨國民政府播遷來臺，文化部蒙藏文化中心典藏其身前器用及相關信劄手稿，此次是首度公開展示。
- 蒙藏文化館典藏章嘉大師遺物「咕嚕秋旺普巴杵」，在國立故宮博物院專業團隊的協助下於日前修復完成，並經文史專家學者研究證實具千年歷史，揭開藏傳佛教伏藏歷史，更顯珍貴文資價值。
- 在印度密教里，则指那些能为他人传法、灌顶的上师。
五世达赖罗桑嘉措受清朝册封之前，一直住在该寺。 由于历世达赖喇嘛皆以哲蚌寺为母寺，因此该寺在格鲁派寺院中地位最高。 1409年宗喀巴大师在拉萨大昭寺成功地创办了传昭大法会，同年他亲自倡建格鲁派祖寺甘丹寺，至此标志着他苦心创立的新教派格鲁派已经形成，得到全藏僧俗群众的信奉。 格鲁派势力日益强大，信徒与日俱增，哲蚌寺的兴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立起来的。 明永乐十四年（1416年），宗喀巴弟子绛央却杰兴建哲蚌寺。 寺中的甘丹颇章（宫）为达赖二世根敦嘉错主持修建，第二、三、四、五世达赖均在此坐床，以后五世达赖在此掌领西藏地方政教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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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在蒙藏文化館設置「章嘉大師紀念堂」，並策劃「章嘉大師紀念堂」常設展及特展，首次公開展示上千年藏傳佛教歷史文物，包括宗喀巴大師牙舍利、第七世達賴喇嘛髮舍利等，為全世界難得一見。 嘉南佛教文物有限公司， 台北市, 6,776 次赞, 167 人在谈论, 284 人来过, 讓我們一同創造更美好的佛教生活，促進更好的佛教未來。 希望藉由我們在佛教文物的推廣，讓更多人都能夠了解到佛教文化之美。 文化部長李永得表示，這批文物對台灣佛教界、學術界及文化界彌足珍貴，就歷史價值及宗教意涵，更具重大意義，日前已指示蒙藏文化中心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66條，辦理古物暫行分級及審查程序。
主要建筑有措钦大殿、甘丹颇章、四大扎仓及康村、僧舍等，各个建筑单位之间既相互联系，又自成体系。 十八世纪，不同蒙藏势力的纷争迫使清廷数次派军入藏平乱，迄乾隆朝中期方将治藏权力交付达赖喇嘛，并由驻藏大臣率军就近监管。 九至十二世的达赖喇嘛是段隐晦的西藏历史，四位均未长寿，多由摄政呼图克图辅佐，虽政治纷扰不少，然与清廷间的册封与进贡仍行礼如仪，直至清末。 此段文字与其《喇嘛说》内容近似，指出蒙语“呼必勒罕”即汉语“转世化生人”之意。 “呼图克图”亦属蒙语音译，本意为“有福者”，在清代成为专授蒙藏高位活佛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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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走近活佛的生活」，以各類清宮相關文物展現清代活佛在個人修持、儀式法器等領域的面貌。 蒙藏文化館典藏章嘉大師遺物「咕嚕秋旺普巴杵」，在國立故宮博物院專業團隊的協助下於日前修復完成，並經文史專家學者研究證實具千年歷史，揭開藏傳佛教伏藏歷史，更顯珍貴文資價值。 今（4）日適逢章嘉大師在臺圓寂紀念日，文化部蒙藏文化中心於蒙藏文化館舉辦「咕嚕秋旺普巴杵」修復完成祈福記者會，為普巴杵修復完成後第一次向全世界正式公開展示。
大理地区的佛教名刹，如崇圣寺三塔、感通寺、无为寺、宏圣寺一塔等古刹，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 蒙藏文化中心指出，蒙藏文化館於2021年重新裝修期間，在3樓章嘉大師紀念堂整理大師佛龕時驚奇發現這件普巴杵，回顧當年仁波切乍見此件法器，臉上流露驚喜不敢置信的讚嘆。 嘉南佛教文物 尤其近年來，西藏、尼泊爾、印度許多密宗之傳法上師，密集來台弘揚佛法，更為台灣佛法注入新血。 其中有少部份弟子對於密宗的傳承體系有所誤解（有的自稱白玉派、左千派、密令派）。 本佛學會上師深恐大家混淆視聽，造成密宗傳承危機，故特別講述，以釐清觀念，導正準確之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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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藏文化中心表示，蒙藏文化館於2021年重新裝修期間，在3樓章嘉大師紀念堂整理大師佛龕時驚奇發現這件普巴杵，回顧當年仁波切乍見此件法器，臉上流露驚喜不敢置信的讚嘆。 該普巴杵是七世章嘉大師於1949年攜帶來臺，加上杵身包覆的布籤用藏文紀錄該杵的出處與輾轉歷程，更添此件法器的特殊性與歷史意義。 蒙藏文化中心已向文化資產局提報重要古物審查，並在故宮專業團隊歷經兩個多月的細心修復下完成，於章嘉大師圓寂紀念日辦理祈福儀式，別具意義。 （中央社記者趙靜瑜台北4日電）蒙藏文化館典藏章嘉大師遺物「咕嚕秋旺普巴杵」，在故宮博物院專業團隊協助下修復完成，今天適逢章嘉大師在台圓寂紀念日，「咕嚕秋旺普巴杵」選在今天首次做修復後正式公開展示。 典禮將普巴杵供奉在章嘉大師佛龕處，文化部主任秘書陳登欽、國立故宮博物院主任秘書周曉雯敬獻五供，與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董事長格桑堅參、佛光大學助理教授蘇南望傑等貴賓共同揭開這件千年伏藏文物的神秘面紗。
大殿四楼为释迦佛殿，主供释迦牟尼说法像，据说是这500两白银制成的。 侧殿为罗汉堂内供佛教中的历代祖师和罗汉等神像，并供有哲蚌寺主要大活佛的报身像。 佛殿顶部建有一金顶，为歇山式；金顶下有华丽的斗栱，系借鉴内地建筑营造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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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判定，与早期白族统治者以阿吒力为国师的看法自是大相迳庭。 而且，禁令中明文斥之为‘非释非道’，更是否定了阿吒力教是佛法中的密教。 这几段墓志铭中的传说，虽有神话意味，但至少透露出大理地区密教之发展略史，以及白族人认为‘阿吒力教即大理密教’的若干消息。
这些称谓显然都是当时统治者所认可（甚或敕赐）的。 由此可以确信当时之‘密宗’，已经是统治阶层所支持的宗教信仰。 ‘阿吒力’一词，是梵语acarya（巴利语acariya）的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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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种种迹象显示，其教法主要来源之取自中国，是毫无疑义的。 中国佛教对当地佛教的深远影响，也确实不是印度或西藏佛教所可比拟的。 此中‘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的赞语，正可以用来作为阿吒力教的反面特征。 因为从各种古代文献可知，历代著名的阿吒力，多数都以‘可以惑常人之耳目的变化技术’而驰名。 这样的宗教信仰，固然不能说对社会绝无益处，但却很容易变成低级的民间巫术。
十三世纪，噶玛噶举（Karma Kagyu）派为决定教派领袖，首先采用转世（Reincarnation）制度。 十五世纪，活佛体制已渐为各派采纳，迄今仍系藏传佛教领袖的主要传承方式。 第三世達賴喇嘛（1543年－1588年），法名索南嘉措，《明史》稱為鎖南堅措，西藏堆龍（今堆龍德慶）人。 生於拉薩西郊堆龍地方瑪氏家族，瓊傑宗本南傑扎巴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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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各书虽然内容无法详考，但是从用词遣字上也可以看出是取自中文佛典。 如‘启请’、‘仪轨’、‘灌顶’、‘金刚萨埵’、‘息灾’等都是中文密教典籍中的常用词。 因此，从上列这些佛书来推测，阿吒力教的内涵虽然可能含有白族的本主信仰成分，但是，其佛教思想，主要当来自中国内地的汉族佛教。 早在公元八世纪前后，就与印度、西藏、四川有文化交流，因此，佛教传入较早。 南诏中期，佛教已在洱海地区盛行，印度僧人到大理传播佛教也有记载，其中赞陀崛多即是一个深受南诏王丰佑器重的印度高僧，被丰佑尊为 “国师”。 嘉南佛教文物 如诗云“叶榆（大理）三百六十寺，寺寺半夜皆鸣钟”、“伽蓝殿阁三千堂，般若宫室八百处”，都是古代大理佛教兴盛的写照。
十一世达赖喇嘛十一岁时，即公元1849年，在罗布林卡的格桑颇章宫后面兴建邬遥寝宫，从此，达赖喇嘛夏季住罗布林卡。 在雪顿节期间，西藏各地的著名剧团都来到罗布林卡进行表演，向达赖喇嘛敬献各类节目，藏戏也得到了长足发展。 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雪顿节期间邀请西藏各地著名的藏剧团、歌舞团在罗布林卡演出，从此，雪顿节正式成为西藏著名的文艺节。 乾隆皇帝邀请六世班禅赴京访问，系颇重要的历史事件。 班禅虽不幸因天花于北京圆寂，短短数月的相处，仍留下不少珍贵文物足供凭吊。 嘉南佛教文物 这些珍贵的文物，如拟定班禅尖宿程站里数清单、嘎布拉念珠都将在“西藏的达赖与班禅”单元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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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蚌寺是拉萨市乃至全藏规模最大的寺庙，其珍贵藏品数量也是相当惊人的。 著名的有历代瓷器：寺内所藏甚多，年代有早至宋代者，而以明清特别是清代为最多，种类多属压口杯、小碗之类。 各类唐卡：有数百幅，多为明清时代的作品，措钦大殿挂有四幅一组以文房四宝为内容的唐卡，清雅丰富，其中有一套经拆装、推封册页的朱印“大藏经”，共108幅，装在54个特制木箱中，印刷颇工，装帧富丽，夹板精致，至为珍贵。 文殊铜境：通高1.29米，两面錾刻文殊坐像，像极优美生动；镜有华丽檀木圆雕镜座，雕刻精细，造型精美，传为第五世达赖时清顺治皇帝所赐之物。 铜造像：有数千尊，种类甚多，最多的是佛、菩萨和各种祖师造像，其中明永乐年间朝廷赍赐的鎏金铜菩萨像非常精致，甚为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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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第一單元所展出的〈文殊〉雙幅巨軸，係乾隆皇帝赴文殊菩薩道場五臺山朝聖後摹寫稿本，交由宮廷畫師丁觀鵬設色，觀眾可在南院挑高展廳中飽覽莊嚴妙相全貌。 第七世章嘉大師是藏傳佛教格魯派活佛中少數來台定居者，他1949年來台，1955年與時任駐日大使董顯光，自日本將玄奘法師頭骨迎回台灣，供奉南投日月潭玄奘寺，對佛教界意義重大。 （中央社記者趙靜瑜台北4日電）文化部長李永得今天前往蒙藏文化館進行文物瞻禮。 這批文物包括宗喀巴大師、阿底峽尊者、密勒日巴、第七世達賴喇嘛等遺物，文化部也即刻辦理古物暫行分級及審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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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单元，观众还可透过宗喀巴金像、宗喀巴事迹唐卡等代表性图像与造像的展出，引介格鲁派传承的重要上师与本尊，理解此一重要宗派的背景与特色，以及对清宫宗教信仰的影响。 佛教自西元前三世纪起向亚洲各地传播，于一世纪初传至中原汉地，而藏族则迟至七世纪始与之接触。 西藏佛教虽大部承袭印度后期大乘佛教特色，亦吸收相当程度的汉传佛教内容，再融入当地原始宗教习俗，而发展成独特的信仰体系。 依据上面所列的资料，可以推知南诏大理时代，白族政权辖下的佛教确实具有浓厚的密教成分。 这种被认为是密教的阿吒力教信仰，是仍在杂密阶段的‘法术’式的信仰。
即使是藏密所推尊的护法神大黑天，也同样是我国密教典籍中所常见的。 在这几十种佛书之中，除了大灌顶仪是‘摩伽国三藏赞那屈多’所译之外，其余诸书的来源，都可以追溯到中国。 以显教类佛典为例，元代以后的佛典姑置不论，凡是在南诏、大理时期的写本经论，全部是中国汉文佛典的抄写。 在密教类方面，《灌顶药师经疏》是对汉文译本《灌顶经》的部分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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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当地的密教，虽偶有一、二纯密名词，但整体而言，仍未能形成像东密那种庞大复杂的独立密教体系，与藏密之宁玛、格鲁、萨迦、噶举等派的理论架构更不能相提并论。 综合地看，上列这些密教史料所展现给我们的启示，是大理地区有不少杂密色彩甚浓的祭仪信仰。 这些信仰当然也可归入密教信仰体系之中，但是却只能视之为肤浅的、初阶的杂密信仰。 与印度的真言乘、金刚乘、东密，或藏密的理论体系的庞大复杂，都不能相提并论。 因此，除非另有其他较高深的写本密典出现，否则阿吒力教似只能被视为‘杂密’式的宗教信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