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認為，一國兩制框架下，中央對香港的治理仍然偏於粗放，保持中央權利的高度節制，甚至用一種「井水不犯河水」的方式進行放任治理，是鄧小平時代以來基本的治理香港的風格。 港府抗疫不力，一場新冠疫情令本港經濟衰退，民不聊生，不少打工仔不單止被裁員或放無薪假，即使保得住飯碗，每月強迫供款的強積金亦蝕入肉，去年人均帳面虧蝕逾4萬元。 強積金計劃備受爭議，有工會調查顯示，近九成半指去年強積金計劃結餘出現虧蝕，逾八成打工仔不滿意強積金的回報、未能應付退休生活開支，工會認為結果反映強積金制度未能有效保障僱員的生活質素，且未能發揮「保底」作用。 田飛龍：愛國者治港本身就意味着對治港者提出了一個新的要求，對國家法律、國家知識的認知缺口必須要填上。 香港時事評論員劉銳紹在《明報》撰文就「『忠誠廢物』是怎樣製造的？」一疑問提出數個角度以作參考：「中共的政治文化不容許和不鼓勵獨立思考」、「中共政治制度和規矩中的主子與奴才關係」、「中共的名韁利鎖令人甘於成為「忠誠廢物」」。 傳媒工作者曾志豪於明報撰文，指「愛國者治港，不要橡皮圖章，不要忠誠廢物」這些言論給建制派的生存敲響了警鐘，因為在反對聲音已經消失及泛民主派被大批整肅下，「忠誠」不再稀罕，只剩下「廢物」。
2019年之後，「安全治理」成為香港管治的最重大主題，《港區國安法》和新選舉法源出於此，而「愛國者治港」下的香港社會改造與「融合發展」下的「一國兩制」再造是下半場的主導治理工程。 中央從慘痛的修例風波教訓以及立足國家戰略大局，認定沒有安全的香港，就沒有發展的香港和國家的更好改革開放。 田飛龍：這是香港回歸以來，政權建設與管治能力建設一直存在的一個內在結構性矛盾。 同時我們又看到，那些自以為有能力的人、能解決問題的人又顯得不忠誠，以精英的自負和功利而忘卻了政治的責任倫理。 所以忠誠與賢能之間，就像魚和熊掌一樣難以兼得，這就造成在香港如果中央放任不管，任由香港按照自己的方式運行，最後久而久之的結果就是滋生反中亂港勢力，建制派受擠壓甚至催生兩面派，而不忠誠的反對派逐步奪取香港的立法會主導權，以及政府管治崗位。 這就是中央改革要去解決的問題，因為放任不管香港必然是管治權的旁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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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西之間，在抗疫大政治問題上，香港雖然面臨選擇困難和執行陣痛，但最終必須與國家共進退，這是長遠利益，也是「一國兩制」的必然要求。 田飛龍 田飛龍警告，香港如果放任「共存」，社會可能要付出「淘汰部分人」的人道代價，以及與內地長期無法通關的民生與戰略發展的長期代價。 田飛龍 抗疫風險的集中和社會壓力的加大，迫使港府必須嚴肅認真地執行「清零」的政策，而不能不負責任地選擇「共存」。
- 而香港雖在主權秩序上繫於中國，並以「愛國者治港」的根本原則承諾尊重和信任國家，卻根本沒有完成社會性和管治性的「心智改造」，其按照「動態清零」路線的抗疫措施只能靠運氣，不能靠理性和責任心。
- 這就是中央改革要去解決的問題，因為放任不管香港必然是管治權的旁落。
- 那個時候香港地位高得不得了，這也造成了香港很多人習慣於俯視內地，對國家不夠尊重，甚至對「一國兩制」當中的一國缺乏深刻的理解與認同，就造成了對「一國兩制」內涵的很多誤解與誤會。
- 安全治理為其他方面的一切改革提供前提和基礎，有「穩定」才有「繁榮」，在此意義上李家超是有比較優勢的。
而且這次愛國者治港基本上回避了另一個領域，就是司法領域，涉及香港的司法獨立。 司法領域不是愛國者治港的豁免特區，但跟立法、行政領域有所不同，怎樣既維持香港普通法地位與司法獨立的原則，同時又使得香港司法能夠識別和有效地保護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需要有個新的制度平衡。 田飛龍認為，一國兩制和《基本法》表面上看來似乎比較寬容，授權程度較高，中央基本不管，但其中包藏着巨大的價值分歧。 「就中央來講，回歸之後香港二十三條立法和國民教育，沒有能夠完成，這種最低限度去殖民化的功課沒有做好，意味着香港人只要自由，不要國家安全。」他說。 而從民主派的角度，他們當初同意回歸，一個保留的條件是，香港回歸後在可預期的較短時間實現立法會、行政長官的雙普選。 而雙普選於二○一五年基本落幕，他們在較長時間內都看不到雙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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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誠廢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田飛龍提出的一種現存於香港的現象。 2021年3月3日，田飛龍在香港媒體《明報》撰文，指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2021年修改香港選舉制度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香港建制派有更高要求，絕非要打造「橡皮圖章」或「忠誠廢物」。 據其解釋，「忠誠廢物」所針對的並非任何香港建制派的人士，而是一種可能出現或已經出現的治理能力不彰的現象。 中國大陸媒體多維新聞載文解讀，認為其所說的「忠誠廢物」，指的是「大量只知道喊忠誠口號的建制派力量」，這些力量「亂時不能出力，昇平時不能實踐『港人治港』中的治理本意」。
但「一國兩制」決定了中央不可能直接接管或直接指令，而只能提供人力、物力的支持。 然而，就像西方抗疫失敗不是因為人力、物力資源匱乏一樣，中央對香港的資源性支持難以改變香港抗疫的基本制度和價值觀，難以彌合「兩制」凸顯的鴻溝。 第二就是普選，因為香港的普選不是一個獨立政治體的普選，所以不能夠天馬行空，沒有前提，而是必須要以基本法為前提，要以國家安全為前提。 同時普選也不是靈丹妙藥，包治百病，普選必須是以法治和國家安全為前提，同時將香港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均衡參與，精英主導型社會下精英的領導力、貢獻力等等結合起來考量。 否則香港也會走向民粹化、過度福利化，染上現在歐美社會出現的政治正確與民粹化的政治病理，反噬香港的活力與繁榮穩定。 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還在進行，「一國兩制」變成「一國一制」不符合中國現代化整體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國共產黨所制定的民族復興與走向世界的基本的戰略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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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人民日報》發文力挺「動態清零」才是香港科學選擇的時候，香港的「AO黨們」仍然不以為然。 因為既然特首都說她不是「動態清零」的「始作俑者」（暗含貶義），其他政務官就更不可能是了。 他們仍然抱著只是「打一份工」的舊式港英公務員心態，對於「動態清零」只是照葫蘆畫瓢而已，口是心非，被動執行，其結果只靠運氣，不行就拉倒，「躺平」了反而可以盡快與西方「通關」，反正基本價值觀、生活方式和家庭利益與西方更緊密。
- 司法領域不是愛國者治港的豁免特區，但跟立法、行政領域有所不同，怎樣既維持香港普通法地位與司法獨立的原則，同時又使得香港司法能夠識別和有效地保護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需要有個新的制度平衡。
- 下決心與內地通關，香港防疫只是「艱苦」一時，否則民生和戰略發展利益都會付出長期代價。
- 所以抗疫是「一國兩制」的大政治，不是簡單的技術性防控，也不能陷入對西方模式的迷思。
- 據其解釋，「忠誠廢物」所針對的並非任何香港建制派的人士，而是一種可能出現或已經出現的治理能力不彰的現象。
- 香港的司法改革必須克服既往的「國家」盲點，以適當形式和智慧納入「愛國者治港」核心要素，將香港普通法塑造為「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
- 這樣一種間接治理模式對中央來說是最小成本，也是與西方最小摩擦的。
多次受邀作為嘉賓參與CGTN（央視外語台）、CCTV、中國國際廣播電台、河北衞視、深圳衞視、海峽之聲電台等電視電台媒體的採訪與對話節目。 稱木村拓哉為男神絕不為過，畢竟數代男女生也被他的俊俏臉和氣質所迷倒。 最近，Ray-Ban 宣布邀請到木村拓哉成為 2023 年港澳台三地品牌代言人，並發布全新廣告照，讓大家一睹男神的懾人魅力。 日本電子部件巨頭京瓷的社長谷本秀夫表示，隨着美國政府加緊管制尖端技術輸出，中國繼續擔當「世界工廠」的角色岌岌可危。 【Now Sports】沙迪奧文尼曾與不少前鋒合作，到底他認為哪位的埋門把握力最強？ 田飛龍 30歲的沙迪奧文尼（Sadio Mane）現時在拜仁慕尼黑與湯馬士梅拿、拿比、卓普慕廷、穆斯亞拿等合作攻堅，之前於利物浦也曾和沙拿、費明奴、迪奧高祖達拍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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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香港未來領路人，面臨風雲激盪的內外變局，新一屆特首尤為關鍵。 在林鄭宣佈不尋求連任，以及政務司司長李家超辭去職務預備參選特首之際，《香港01》特此專訪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 田飛龍指，對港府錯失防疫「黃金時機」的指責，代表了對其抗疫失誤的一種批評意見，在客觀事實和疫情風險面前是有道理。 香港抗疫模式對內地模式和西方模式均有一定的學習、借鑒和參照，在前四輪疫情有值得肯定的成績，並一度接近與內地「通關」的標準，但非常遺憾功虧一簣。
這一關必須邁過去，香港的司法獨立才真正回到了自身，回到了國家法的常態和常軌。 田飛龍 關於這些方面我覺得未來都會延伸觸及，它們構成一個完整的中央撥亂反正、建立一套「一國兩制」2.0版本的主要議題和作用點。 田飛龍：其實這一系列的撥亂反正是中央對香港政治氣候變化所作出的「組合拳」式的理性反應，針對的正是2019年的修例風波，和作為修例風波直接後果之一的2019年區議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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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飛龍：我覺得這個制度調整應當有一個適當的周期，包括國安法在香港社會的實施，國家安全法制的教育其實還很浮於表面，沒有深化，沒有真正深入人心，而新的選舉方案要求落實的愛國者治港在香港社會要將制度規範轉化成完整的認同和遵循還有一個轉化周期，不能操之過急，急功近利。 這是一個全面論和重點論的結合，既從全面管治權的角度意識到「一國兩制」制度體系有一系列的重要關節要打通，重要的元素要制度化，同時也要分清輕重緩急，考慮到香港社會的承受能力以及香港的平台樞紐作用。 國際通關與否要視乎西方抗疫的進展而定，需要西方在付出「共存」巨大代價之後，在滿足與中國整體通關所需要的檢測及疫苗證明條件下，才可逐步實現。
香港抗疫破防，實在不是簡單的責任心和技術路線的問題，而是制度基礎與價值觀的問題，凸顯了「兩制」鴻溝與融合之難。 「一國兩制」儘管經歷了《香港國安法》和新選舉法的頂層改制，以及「愛國者治港」的全域性治理覆蓋，但自上而下的價值和制度穿透力畢竟有限和滯後，特別是在社會人心和公務員心智中很難講已經扎根。 各種社會性與程序性的「軟抵抗」是存在的，輕則敷衍了事，重則有意為之。 要真正鍛造一支切合「一國兩制」的愛國者管治隊伍，凸顯「堅定愛國者」的賢能本質和領導力，制度改革只是第一步，其後續改造過程錯綜複雜，包括中央在內的各方需有清醒認識和心理準備。 田飛龍 而且中央並不迴避問題，不害怕矛盾，也不怕外部的制裁和干預，而是始終從「一國兩制」本身對國家、對香港的根本利益出發，撥亂反正，精準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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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有了港區國安法，但是香港司法仍需面對改革，包括司法的效率提升，司法公開透明度，司法量刑的公正性，司法對公共秩序的保護能力，司法人員的國家法知識與倫理，以及真正立足「一國兩制」的司法哲學與裁判法理學，等等。 律政司已在探索和加強其法律官員的國家法知識培訓與運用能力，但香港法院的司法管理中尚缺乏有關機制。 這個重新思考比較集中反映在十九屆四中全會關於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論述之中。 此後我們看到，香港反對派並未理會中央的深刻焦慮和制度行動信號，不做任何有意義的對話與溝通，繼續推進完全自治的政治進程，提出奪權三部曲與「真攬炒十步」，對中央權威與「一國兩制」底線繼續肆意踐踏和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