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女性主義者或其他人文學者放棄對當代科技科學（techno-science）的理解，就等於已經把江山拱手讓給敵人。 而敵人的指認本身，就是一個充滿爭議空間的真理賽局，比如在關於免疫系統的相關論述中（本書的第十章）。 文字在真理政治中所扮演的作用是無法漠視的，因為我們的思考與存在都不得不透過字詞的運演並且在其中產生投射、彎曲和轉折等作用。 然而，哈洛威從來就不是絕對的建構論者，她始終相信並強調，並非所有的建構都是平等的或均值的，而有著不同程度的物質性和可說明性，亦即建構者必須負起說明的責任，包括對她本身的物質基礎。
同樣地，東方主義也不必然是「西方人」對他者的幻想，也可能是「東方人」自我鞭苔的武器。 檢視中國上世紀的西化論述，將發現，中國的知識份子始終在這兩種論述策略的主體位置之間來回穿梭迴轉。 這種文化二元對立論可以說是百年來關於中西文化論戰的重要主題，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六十年代，八十年代，都分別發生了這樣的論戰（而三十、四十和五十年代之所以中斷主要是因為戰爭與高壓政治統治）。 回顧這些論戰，可以發現，中國和台灣的知識份子一直努力試圖跳脫中西二元的思考方式，卻往往一再（在論爭的結論中）被拉回來。
張君玫: 社會與公眾
很遺憾的是，當語文與書寫的問題被「提高」到所謂「文化」或「文明」的全稱化層次時，語文改造與轉化的細緻運作及其跨越既定文化疆界的分子化運動，也就往往被視而不見，或化約到二元對立的論述死胡同。 而到了一九三○年代，這種透過分子化翻譯來進行的整體語文改造計劃，往往在論述上被扣連到共產主義的鉅觀架構。 比如，被魯迅視為「知己」的瞿秋白本身也翻譯了許多歐文著作，他便硬將翻譯的語文改革計劃塞入了一個歷史唯物論的演化架構中。
繼承波娃的身體現象學觀點，楊強調身體是我們最基本的處境，但她同時也承襲批判社會理論的觀點，強調社會結構和階級位置所造成的不平等，而這兩個面向之間是不可化約的。 以此而言，社會學內在的當代歷史意識不僅適用於思考者之外的大社會，也同時適用於思考者本身的歷史與社會構成。 不過，就在這一點來說，社會學的學科制度內部卻仍顯得不夠重視。
張君玫: 中文書
比如對他說「你好啊」，或者是「董事長您好」之類的。 因此，以社會思考來講，怪物就像一個禮物，因為他讓你覺醒，或者有覺醒的可能性。 張君玫 雖然，你可能不會覺醒，你可能會用很多的心理系統上的防衛機制來解除怪物給你的挑戰。
翻譯，更本質的，是一個創造與轉化的過程，改變了既定語言與文化的視界。 在2003年8月中過世的巴西前衛詩人岡波斯曾說，翻譯是一種transcreation，姑且暫譯為「轉造」，他並用「輸血」來比喻翻譯對既定書寫與文化的深刻影響（Vieira 張君玫 1999）。 而當代印度的英語作家也經常用transcreation一詞來強調原著與譯作之間的共生關連（Bassnett and Trivedi 1999）。
張君玫: 性別相關學生社團
所以，在思考所謂怪物時，至少分成四個層次，一是存有論上，接著是知識論上，以及倫理學上和政治上的不同層面。 如果大家對這些詞彙有點生疏，翻譯成白話文，其實就是關於「什麼是怪物」、「如何知道怪物」，以及「如何對待怪物」和「如何行動（關於怪物，或是和怪物）」。 我在寫大綱的時候，我本來只有一二三，後來又加了一個零。 我發現「零」所說的部分對我來說反而特別重要，因為他是一個更廣的思想的背景連結，亦即「怪物社會學和賽伯格女性主義」。 「賽伯格」與「怪物」都代表了一種我們無法以既有框架去界定、分類的存在。 這樣的存在往往會激起人們的焦慮，希望能夠去排除它，或是去定義它。
這應該就是哈洛威對某些反科學（及其與父權體制、資本主義掛勾）的女性主義者所提出的最關鍵忠告了。 不能放棄「科學」，或者更精確來說，「科技─科學」（強調科技和科學無法切割），這個具有重大作用與影響力的鬥爭場域。 那將形同放棄對世界的發言權，放手讓掌權者決定我們的命運，而躲進蒼白無力的烏托邦。 換言之，世界雖然碎裂了，卻是以各個領域或次空間同型化的發展在進行。
張君玫: 性別團體
本文旨在探討中國「語文現代性」的建構，尤其是相關翻譯實踐的「分子化」運動，亦即一種跨越既定中西文化疆界的創造與轉化。 首先，我將借用後殖民理論家絲碧珀克的「知識域暴力」概念，釐清中文改革論述中的「語音中心主義」── 充份表現在中文改革百年來對於「拼音系統」和「精確文法」的追求。 從後殖民的脈絡去省視法國哲學家德希達對西方形上學的解構，將發現，後殖民版本的「語音中心主義」和西方的「邏各斯語音中心主義」之間並非一種純粹的借用，更涉及了一種對西方「源頭」的重構與反思。 張君玫 本文第二部份將探討魯迅等人「直譯歐洲句法」以改造中國思考方式的翻譯方法論，及其與「中國心智改造」之間的論述關連。
「性別化」並不是單一的賦予或取得性別，而涉及了持續而交織的過程，以及相關的權力與資源分配狀態。 女性主義的問題意識，雖然表現的形式有千百萬種，彼此之間往往有激烈的爭議，但都還環繞著性別化的正當性和正義問題。 張君玫 在我之前的演講中，我已經談過生命，這次我想要來說說滅絕。 第一個故事是十九世紀的歐美博物學者如何看待像世界爺、檜木、櫻花鉤吻鮭等分佈地侷限、極易在人為干擾後瀕臨滅絕的物種。
張君玫: 性別與種族、階級和文化的交織：後殖民女性主義
然而，沒有任何一條河川是孤單的，她和自己裡面和周遭的成分之間不斷的接觸、交換、翻譯和轉化。 然而，走到新世紀之交，我們所面對的科學內涵和操作形式都有很大的變化。 各種界線之間的破裂和重建，同時包含著收編與抵抗的可能。
曾任中華民國科技部科教發展及國際合作司司長、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教務長。 現任中華民國英美文學會理事長、Humanities for the Environment Asia Pacific Observatory召集人。 研究涵蓋當代北美與太平洋島嶼原住民文學、人類世與生態人文等相關議題。 其實，慈濟大學校方不止一次妨礙本人工作權，例如宗教與文化研究所就曾在2006年9月28日逕自召 開所務會議，對外宣稱「游謙副教授為停聘狀態」（參見附件六），害我名譽受損、學生流失。 小弟針對此事在2006年11月7日向人事室范揚晧主任陳情（參 見附件七），卻沒有得到回復。 根據基因組研究，後殖民混雜性可以往前追溯到跨物種深度歷史的非線性演化，在此，歷史理解交錯著演化歷程，也就不斷必須改寫它的界線。
張君玫: 人類世下的生態焦慮症：我們渴望什麼樣的自然？ 5年前
奴役的敘事確實映照了資本主義軍事殖民的意識形態，卻也同時和後殖民及抵殖民的界線協商政治有著強烈的共振。 張桃洲，2002，〈現代漢語的詩性空間 – 論20世紀中國新詩語言問題〉，《中國社會科學》。 張君玫 反之，班雅明所強調的「字面性」，以「字」而非「句」作為直譯句法的基本單位，突顯了一個尚未成形之「更大語文」的細部運作，就像「花瓶的碎片」，越過了既定語文的疆界與定義，從而指向了翻譯的分子化運動。 不過，我要強調，這個問題絕不能化約到心理學的「自卑情結」做祟，或一種心理分析式的「對主人的欲望」。 而毋寧說，由於困陷於論述的二元對立架構，致使越界-創造的意圖本身無法認知到自身的分子化動態。 在小說的世界中，作者打造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社會運作法則，一種平凡如常，一如你我的反覆日常與情感波瀾；一種則充滿科技聲光，自有一套生存邏輯的科幻世界，時而穿插未來、機械感的趣味和美感。
所謂的「怪物」，在社會和文化上面的意義是很複雜的。 比如，我們透過標籤化，透過排除，透過汙名、透過孤立等等多重而交織的過程去形成的。 所以，關於怪物的存在，我認為在行動上很複雜的意義，因為他讓你不得不意識到你在日常生活當中習以為常的事物，其實是建立在某一些界線上面。
張君玫: 張君玫：德希達、魯迅、班雅明：從翻譯的分子化運動看中國語文現代性的建構
詮釋的傳統在社會學理論中是重要的，但在方法論上比較沒有著墨研究者本身的社會存在如何影響他的研究。 或許因此，某些學者認為「古典」和「當代」之分在社會學這門科系當中的意義不大，甚至可能會產生誤導，從而模糊了社會學內在的批判力。 因為，每一個社會學家所面對的都是自身的當代處境，也都必須不斷批判地檢驗與繼承過往的知識成果，無論是科系之內或外。 這章試圖建立一個忠於女性主義、社會主義和物質主義的反諷政治神話。 或許，比褻瀆的忠誠，還要來得更忠誠，比虔敬的崇拜和認同，還要來得更忠誠。
- 第二章進一步探討中國「語文現代性」的建構，尤其是相關翻譯實踐的越界「分子化」運動，亦即一種跨越既定中西文化疆界的創造與轉化。
- 但由於參與論述的知識份子很容易陷入二元思考，忽略具體論述的細緻運作，也忽略日益膨脹的文化翻譯空間，致使「世界化」仍被等同於「西化」，許多論戰與語文創造的運動再度走向二元對立的論述死胡同。
- 世界像是無法觸及的地平線，我們淹沒在自己的心靈河流中。
- 這種普遍主義的論述往往被有意識地結合到「世界主義」的文化政治立場。
- 這帶來憂傷，因為我們身為人類小孩的誕生經驗是如此絕對，包覆在溫暖而專一的母體。
- 主要著作包括《後殖民的陰性情境：語文、翻譯和欲望》、《後殖民的賽伯格：哈洛威和史碧華克的批判書寫》。
- 每個時代都是分裂的，而我們的分裂既是分子化的，也是行星尺度的。
他首先指出，信任關係不但相對於人，也相對於「任務」：我們或許會信任一個小學老師教他班上的孩子閱讀，卻不見得會信任他去開校車（因為他其實根本不會開車）。 又或者我們可以信任一個健談的朋友是個聊天的好對象，卻不一定能信任他保守秘密（因為他實在太健談了）。 盧院長平時一副慈眉善目的樣子，又是慈濟委員，想不到卻在評議會上作偽證，王本榮校長又包庇這位深得證嚴法師信任的文膽、兼英美系系主任、兼人文社會學院院長、兼本所的萬年所長，害我必須滾蛋，還要一輩子背負「教學不力」的污名。 前不久，她才向副校長告狀，說我濫用教師職權，刻意以高分成績吸引學生來修課。 結果副校長馬上去調閱歷年成績資料，然後向校長報告，說盧院長指控並不實在，游老師打的分數並沒有不合理處，是在可接受公評的範圍內。 王本榮校長聽了以後只是笑一笑，一點都不處理盧院長的惡意誣告。
張君玫: 後殖民的人類世的书评 · · · · · ·
到太空旅行的人類，如果要存活，必須把自己的行星背在身上，成為這隻個別有機體的延伸裝置。 這座迷你行星的模型不能是任何其他行星，這座行星必須擁有讓她得以在其中演化與茁壯的獨特生命圈，包含足以維持生命的種種生物化學條件和複雜的反饋迴圈，亦即蓋婭。 就像哈洛威所言，「飛往外太空的賽伯格就像是小型的、自我維持的蓋婭」（Space-bound cyborgs were like miniaturized, self-contained Gaias）。 人與非人的二元區分早已不夠用，我們需要在更小的尺度上明察與行動；但我們早已這麼做，尤其在科學中，但我們仍需要更多的歷史覺察。 界線在任何尺度上的跨越與重構都會對其中的能動者產生影響甚或造成風險。
張君玫: 藝術
事實上，在那個特定的歷史年代，直譯是很常見的跨語文實踐 ―― 包括從歐文或日文到中文的翻譯，或對於歐文日譯的再中譯。 魯迅可以說代表了直譯派當中最激進，也最有自覺的硬譯者。 唯有在這樣的脈絡中，他們直譯歐文句法的實踐才取得一種論述上的合理性。 事實上，我不確定我們能否說他「失去」了那原先的我，或透過身體去感受、紀錄、體現而累積的知識能力，或是演化中的展露。 因為，在小說的設定中，我們感覺不到他原先有這些東西或能力存在。
張君玫: 張君玫（Chun-Mei Chuang）
當我們說，「現代中文已經被歐化」，我們做了一個鉅觀的陳述，而並未提及其轉化過程中的任何具體運作與動態。 雙語的讀者或許可以理解這樣的轉化過程，單語的讀者卻可能只覺得莫名其妙。 如何從無意義中找出意義，這正是異樣句法直譯的關鍵問題，也是我們在面對「現代性」這個充滿意義協商的符號鬥爭場域時，所必須審慎看待的問題。 在此我們看到，魯迅所強調的是如何保存「原來的精悍的語氣」。 由於對魯迅等新文化論者來說，歐洲語文本身的結構就是比較科學的，因此所謂「原來的精悍的語氣」並不是特定作者的特性，而被歸因到語文本身的文法結構。
張君玫: 張君玫
「等一下，小子，你說什麼？病毒有社會性！？哦，得了吧，真是胡鬧！」聽到這裡，一些社會科學家可能會調侃張君玫宛如後現代的女巫，要是被扔進社會生物學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淵藪，也是剛好而已。 我希望，他們至少能同意她，不同物種的兩個有機體可以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體，並啟動一種發展的整合（頁103）。 張君玫 因為，正是在這層意義上，人類世才真正是後殖民的：病毒和分子殖民了活生生的存在，不僅造成所謂的危害，也帶來了益處。 張君玫 在此，君玫帶我們回到了尼采（Nietzsche）所說的「超越善與惡」的境界，得以重新思考物種和生命的範疇。 現任東吳大學社會系副教授，美國紐約市立大學社會學博士。
張君玫: 台灣沒有神學只有造神：如果信仰的是宗教明星而非教義，與追星族何異？
談到創業過程最大的學習，除了與人為善的處事態度，fOx也強調持續耕耘、多方嘗試的重要性，「因為成功有時的確需要天時地利人和，同一件事情，可能因為執行的時間點不同、搭配的載體媒介不同，而有截然不同的結果」。 尊重多元：分享多元觀點是關鍵評論網的初衷，沙龍鼓勵自由發言、發表合情合理的論點，也歡迎所有建議與指教。 我們相信所有交流與對話，都是建立於尊重多元聲音的基礎之上，應以理性言論詳細闡述自己的想法，並對於相左的意見持友善態度，共同促進沙龍的良性互動。 本文要強調的重點是，只要我們確實能夠將信任託付給正確的對象——值得信任的對象，那麼這份恰當的信任關係就能為我們帶來更多的自由，這是無庸置疑的。 要取得信任，得先讓自己值得信任，O’Neill認為這涉及三個元素——能力、可靠、誠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