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黨營企業的貸款就構成了銀行的壞賬，銀行系統的潛在金融危機日益暴露。 90年代初全部銀行貸款中20％是壞帳；1994年全國銀行業出現了歷史上第壹次嚴重的全面虧損；到了1996年銀行系統的壞帳已急升到貸款總額的70％。 為了使銀行系統免於崩潰，中共不得不部分放棄用黨營銀行保黨營企業的傳統做法，把十多萬家黨營工業企業當中的大多數作為“包袱”甩掉，任其自生自滅。 政府主導的投資導致資源錯置，大量信貸資源被無效益企業占用。 為追求政績，地方領導人不停地折騰，拆了建、建了拆，拆了再建。 為了獲得GDP政績和油水，官方們不惜浪費大量經濟資源和建設經費，不惜破壞環境、犧牲可持續發展條件，只管鋪大攤子。
看來，平均主義的老祖宗馬克思遇到中國特色的共產主義也無可奈何。 毛澤東曾嘲笑國民黨的縣長，每月拿著180元的薪水，只會娶小老婆、打麻將、抽鴉片，甚至還貪汙、刮地皮，壓迫老百姓。 而共產黨的縣長、區長、鄉長們，每月2元津貼，又民主，又能艱苦奮鬥，又能幫助老百姓。 自周公孔子以來，從沒有如邊區政府的縣長這樣的廉潔、這樣的民主、這樣的幫助老百姓的。 待到共產黨奪取了天下，幹脆將全民的財產共到共產黨手裏，其貪汙刮地皮更為血腥。
唐明苑樓齡: 美國分校(Michigan Location):Gilbertson Hall, Saginaw Valley State University, 7400 Bay Road, Saginaw, MI 48710 U.S.A.
壹般而言，毛澤東還是反對黨的幹部搞特權的，毛曾反對工資制，要求幹部參加勞動，1965年取消軍銜制，高級幹部降低工資等等，都是鑒於特權的弊端。 故而蘇聯看到60年代初毛的批判官僚特權的言論，攻擊毛是“半托洛茨基分子”。 蘇聯的共產黨領導人，特別是勃列日涅夫及其親信，還有緊跟蘇聯的東歐國家領導人，親毛的羅馬尼亞齊奧塞斯庫夫婦，全是壹群熱愛美食、好車和別墅，以及黃金飾物、高級禮品的特權分子。 共產黨的權力不受工人和群眾監督，也不存在真正的輿論監督，早已形成壹個特殊利益群體或特權階層。 改革開放以來，四大國有銀行充當了第二財政，受命幫助國企解困，結果近半貸款成為壞賬，實際將銀行少得可憐的資本金都虧光了。
在僅次於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全球第二輕稅負行政區香港，政府向來奉行簡單低稅制，中低收入居民納稅很少，薪俸稅（個稅）標準稅率為15%，免征額為壹年10.8萬港元，同時還有很多減免稅項目。 通常，繳納薪俸稅的港人不僅享有子女免稅額和父母免稅額，個人進修、慈善捐款、支付父母或祖父母入住敬老院的費用等也可獲得減免稅待遇。 2008年經濟危機以後，香港也普遍為中產家庭大幅減稅；有的中產家庭甚至完全無需繳納個人所得稅。 不過，只要我們深入中國的市場化進程內部，並將中國的市場化置於官僚利 益最大化這個具有顯影功能的時代邏輯中時，中國的市場化真相就會逐漸浮現出 來。 這個真相就是，中國的市場化是官僚（政府）主導型的市場化。
唐明苑樓齡: 樓盤編號# 2575110
對於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學說，中國工人本來就不陌生，何況，這在中國本來 就是壹個事實。 遼陽工人抗議發生在2002年全國人大召開的同時，這個時間顯然 是精心選擇的，這與以往那些因為意外事件被臨時號召起來的抗議活動具有明顯 的區別。 這似乎說明，中國的工人領袖們非常懂得什麼時候采取行動可以達到最 大的政治壓力效果。 遼陽事件雖然不是規模最大的，卻是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最 值得記錄的工人運動。 如果說遼陽事件還僅僅局限於中小型企業的話，那麼，與 遼陽事件幾乎同時發生的大慶事件則代表中國工人有組織的抗議活動已經開始延 燒到大型和特大型國有企業之中。
- 在現代市場經濟中，信息的重要性體現得最為充分得莫過於金融市場。
- 還有的 企業在投資時，不遵照法定程序和募股書中對股東的承諾，隨意支配資金，改變 用途。
- 我們更無法解釋，壹個陷入整 體性破產危機的行業，為什麼內部人能夠積累起如此巨大的個人財富？
- 這其實是說明，不管中國的金融業在改革20多年之後具 有了什麼樣的新景觀，但它本質上仍然是壹個圍繞官僚集團意願而不是市場「意 願」來配置的官僚工具。
- 1990年代中後期之後的所謂腐敗案件大多具有窩案性質 的事實，大致可以為這種利益共同體的集團性做出旁證。
有許多人認 為中共不願意搞大規模的私有化，這是壹種極大的誤解。 中共不願意搞的僅僅是 「大眾私有化」，而對「權貴私有化」則比誰都熱衷。 這本來就是中國的官僚改 革的壹個邏輯結果，是壹樁問都不要問的事情。 現在的問題早已經不是要不要私 有化的問題，而是怎樣私有化的問題。 可以預計，隨著中國「權貴私有化」在更 加廣泛的程度上的迅猛展開，將會有更多的中國工人被剝奪掉他們賴以保障的國 有資產。
唐明苑樓齡: 香港樓宇目錄
事實上， 中國納稅人在與國際金融資本的第壹場博弈中就輸得壹敗塗地，因為他們對國有 銀行數以萬億計的註資，已經部分被跨國金融資本通過參股方式輕而易舉地收入 囊中。 跨國資本不會比權貴資本更貪婪，但也決不會比他們更仁慈。 最理性的選 擇因此也是最可能發生的結果就是，跨國資本與權貴資本攜起手來，進行壹場超 越國界的合謀。 總之，自1994年以來，中國國有企業面臨的困難越來越大：在80年代末期， 國有企業還只是「三分天下」的局面：三分之壹盈利，三分之壹虧損，還有三分 之壹暗虧。 而到了1994年，國有企業的虧損面已擴大到48.6％，個別省份甚至達 到60％以上。 中國國有企業集中之地 唐明苑樓齡 如東北三省的遼陽、大慶等地從此成了工潮疊起的不安定之地。
在中國許多地方，外商投資企業（顯然不僅僅是外資企業）已經 成為世界範圍內血汗工廠的新範例。 將大量有強烈消費意願的人口限制在僅僅能 夠維持簡單再生產低收入水平之上，在總體上恐怕只能進壹步抑制中國的內部需 求。 唐明苑樓齡 滑稽的是，這種長期來看延緩經濟增長的辦法正是以推動經濟增長的名義出 籠的。 但最近壹個時 期發生的種種跡象表明，這個模式正在走向盡頭。 人民幣由於外匯儲備以及出口能力等短期因素所面臨的巨 大升值壓力，並不像許多人以為的那樣，是證明了中國經濟已經有多麼強大，中 國經濟增長模式有多麼優越，而是透露了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所可能迎面遭遇的巨 大麻煩。
唐明苑樓齡: 樓盤編號# 2574462
這是六四運動的起因，也是現今更為嚴重的社會危機之致命因素。 那時學生反對的腐敗行為，無非哪個高官的兒子搞捐獻，某某的姑娘倒彩電之類，比之於今動輒幾億幾十億上百億的貪腐規模，簡直不足掛齒。 六四的血腥鎮壓，表示了權貴階層誓死保衛即得利益集團的決心，壹方面剝奪人民的政治權利，壹方面繼續高層的腐敗，壹方面對官場的腐化行為不斷地放寬法律限制，遂使貪汙如狂風壹樣刮遍中華大地。 唐明苑樓齡 （二）個人貪汙數額在五萬元以上不滿十萬元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並處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無期徒刑，並處沒收財產。
在 這裏，企業實際上就變成了壹種純粹的貼現和洗錢工具。 區別於教科書上的混合經濟，中國的官僚經濟是壹種新型的混合經濟，它不 是那種政府與市場的混合，而是官僚個人與市場的混合。 在這種經濟中，官僚不 是以監管者的姿態出現，而更多的是以參與者、操縱者、尋租者的角色出現。
唐明苑樓齡: 教育及福利設施
而是在指 出這樣壹個事實：中國經濟內部存在著壹股極其默契的合力，推動著我們朝壹個 可疑的方向急進。 也正是感受到了這種具有裹挾性的操縱力，我們判斷，中國的 經濟性質在經過26年的改革之後，已經發生某種具有終局意義的嬗變。 換句話說， 我們今天所經歷的中國歷史，可能是中國起自1970年代末期最新壹次改革的收官 階段。
如美國壹名法官每年審理900多起案件，中國法官壹年只辦20來件案子，屬於世界上最悠閑的法官，所以才有那麼多“三盲院長”，利用大把時間吃喝嫖賭，包養二奶。 龐大的黨政體系中鄉鎮幹部占了很大壹部分，這麼多名義上是吃皇糧的，實際上中央財政對地方轉移支付很少，到了縣及以下的基層政權，除了貧困縣幾乎沒什麼中央財政支持。 社會越到基層越黑暗，基層政府官員幾乎無任何顧忌，裙帶和利益的盤根錯節，形成龐大的豪強集團，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是政權黑社會化的基礎。 經過三十多年的所謂改革開放，號稱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成為世界上極少數沒有面向全民的社會福利的國家，國人在教育亂收費，醫療亂收費，高昂房價重壓之下沒有保障感，毛時代的制度性缺陷沒有削弱，反而在加強。 如今，“黨和政府”及其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團占有了絕大部分國民收入，成為新的“大資產階級”。 它們蔑視法律，不斷加強對輿論和司法的影響，抗拒政治民主化潮流，通過各種手段維護既得利益。
唐明苑樓齡: 樓盤編號# 2572466
而對於體制內的“既得利益者”，本能性的訴求，起步於對貧窮的恐懼，和對財富的渴望，欲望遠遠超越變革落後體制的沖動和自覺。 保住原有體制，就是保住既得利益的有利地位，因此，他們只期待對體制做有限的“改良”—提高效率，而不容許對舊有利益格局“傷筋動骨”，更不能容忍他們的利益和地位受到任何質疑和挑戰。 於是，這群舊體制的遺老遺少，就構成了能呼風喚雨的“體制改良派”，也為這場歷史變革中的壹波三折、轉寰嬗變埋下了伏筆。
－－大多數股份制企業只是「翻牌公司」，並未從低效運轉的狀態中解脫出 來。 據有關部門披露，在「股份制改造」高潮時期，中國的國有企業總的狀況是 「三分天下」：三分之壹明虧，三分之壹暗虧，三分之壹盈利。 這些國營企業搞 所謂 「股份制改造」，其真正目的並非是為了「重塑企業機制」，而在於通過發 行股票籌集資金解決困難或藉此撈壹把。 不少企業在清產核資時串通會計師事務 所，在資產總額、資本利潤率、資金利潤率、經營業績等項目上弄虛作假。 據壹份材料說，由於政府領導的出面幹預，廣東壹些股份制企業資產評估嚴重失 真，佛山市就有壹家企業評估資產總值超出實際所有的4倍多。
唐明苑樓齡: 將軍澳市中心唐明街15號
1950年中國的官民比是1：600；2007年的官民比是1：26。 中國的長官比例也為全球之最，縣以上政權機構都有五套領導班子，壹個市長就有9個副市長，其余的黨務人大政協紀委也壹樣臃腫龐大。 日本首都東京人口1300萬，GDP1.1萬億美元，但是東京只有“市領導”7人：1名 市長，4名副市長，1名議長，1名副議長。 世界經濟首都美國紐約市，人口1800萬，GDP2.6萬億美元，也只有“市領導”6人：1名市長，3名副市長，壹名議長，壹名副議長。 以中共地級市遼寧鐵嶺市為例，其人口300萬，GDP僅46億美元，人口是東京的五分之壹、是紐約的六分之壹，GDP是東京的千分之四，紐約的千分之壹點八。 但是鐵嶺的“市領導”是東京和紐約的6倍，有41名之多。
而便衣警員跟隨數名黑衣人跑入廣明苑範圍，多名在場逗留的街坊被要求坐在地上，其中一名男子雙手遭反綁，在場警員聲稱他們涉嫌「非法集結」。 現場共拘捕46男17女，年齡介乎14歲至37歲，涉嫌非法集結、藏有仿製槍械、藏有攻擊性武器。 與尚德邨同樣於1990年代初著手設計，於1996年立項及平整泥土，約在1997年1月進行地基工程。 首批動工的樓宇為A座及B座，其後才到C座、停車場大廈和連接尚德邨的天橋。 唐明苑樓齡 不過與尚德邨的住宅樓宇相比、唐明苑內住宅樓宇要晚一年才落成，而屋苑內全部工程於1999年2月竣工。
唐明苑樓齡: 樓盤編號# 2575295
市政府向銀行大規模舉債開工了建新城、古城復興、美術館、博物館、大劇院、圖書館、會展中心、體育中心、文化廣場、高鐵站、客運站等壹大批項目，投資規模超過千億元，結果連借款利息都還不上，拖欠無數工程承包商的工程款。 為還債，市政府計劃將國有資產變現或抵押融資，準備抵押的國有資產包括100多家國有企業，3萬多畝的儲備土地、壹些融資平臺公司持有的物業資產以及雲岡石窟等旅遊景區。 但是，準備變賣的國有企業並不值賬面的資產值，準備用於抵押的名勝古跡也不能順利出手，市政府同樣陷入破產。 政府投資顛狂中的建設項目多是在沒有落實資金來源的情況下先開工的。
唐明苑樓齡: 樓盤編號# 2569312
結果賴昌星逃掉了，主犯和幕後者都逍遙法外，剩下的知情者壹殺了之。 俗話說：“打狗看主人”，各自的主人，大心照不宣，打貪腐之“狗”就變為主人之間的較量。 所以反腐治貪，再大的案子，完蛋的永遠是後臺不硬的角色，手眼通天的人什麼事也沒有。 老壹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太子黨”，除了毛澤東的後代權勢不大外，個個都是官商，無壹人上了斷頭臺。
唐明苑樓齡: 樓盤編號# 2574400
1990年 代初期的官僚下海、部門下海、地方政府下海直至軍隊下海的壯觀景象，是中國 官僚體系態度轉變的壹個明確信號和有力象征。 自此之後直到1990年代末期，是 中國官僚體系熟悉、參與並全面融入市場化進程的壹個過渡時期。 這個過渡時期， 也是權力與資本結盟，並逐步形成「權力＋資本」的官僚利益集團的壹個時期。 這種圍繞各級政府權力和部門權力而形成的數量眾多，分布廣泛的官僚利益集團 實際上構成了中國經濟活動的主體。 有必要指出的是，這種利益集團不是為壹樁 買賣而臨時結合起來的烏合之眾，而是通過長期的人際磨合，利益共享而形成的 相當穩定的利益共同體。 1990年代中後期之後的所謂腐敗案件大多具有窩案性質 的事實，大致可以為這種利益共同體的集團性做出旁證。
中國各級官僚系統的「盲目」投資（其實壹點也不盲目）是壹個喊了將近20 年的老問題，但問題就是眼睜睜的變得越來越嚴重。 有鑒於此，中國政府終於以 洗心革面的姿態在2004年七月出臺了壹個以取消審批制為主要精神《國務院關於 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 這被許多政策解讀專家毫不猶豫的吹捧為「中國投資體 制改革的新起點」。 不過在我們看來，中國政府這個痛下決心之舉，解決的卻是 壹個假問題。
如果這種情況真的成為現實，那麼 我們現在就可以提前宣布，中國的本土金融服務業已經被徹底繳械並將在長時間 內被邊緣化。 壟斷，是任何資本都孜孜以求的，在這裏，任何僥幸的假設都沒有 存身之地。 80年代，中國政府與 官廳經濟學家們總是樂觀地預言：進行「承包經營責任制」改革是「壹包就靈」； 進行 「股份制改造」則會「壹改就靈」。 所以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推出「建立 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以來，中國反而不敢再持以前那種樂觀態度來看待國 有企業的改革。
其 它諸如股權的分散化、終極所有權、法人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股票的上市發 行與自由轉讓等等，均牽涉到非常復雜的外部關系和內部關系。 要處理好這些關 系，需要相當完備的經濟立法，諸如證券交易法、公平競爭法、證券投資保護法 等。 如沒有壹個完善的法治環境和配套法規，必然導致混亂。
不少企業看到「債 轉股」的巨大利益，紛紛申請「債轉股」。 但在試行了4個多月以後，中國政府終 於發現這壹打通中央銀行與中央財政兩只錢袋的「改革」等於鼓勵企業欠債不還， 有摧毀國家信用的危險，於是匆匆收兵。 如第壹章所述，中國的「股份制改造」結果不理想的原因之壹，就在於 對經營者行為和道德風險缺乏有效的校正機制，所謂「債權改股權」面臨的其實 也是同樣的問題。 政府為特定利益集團廉價提供政府信用的市場化模式，我們可以在90年代末 期中國諸多領域的市場化過程中看到。 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在教育、醫療、媒 體以及其他的公共服務部門，政府不僅鼓勵他們憑借壟斷地位進行市場化操作， 而且鼓勵他們直接套取金融信用（在中國，這本質上是壹種國家信用），進行不 真實的規模擴張。 在中國江蘇省，壹個地級市竟然也建立了壹座規模 龐大的大學城，而在這個大學城中，壹家只有300教職員工剛剛轉為本科的學校貸 款竟然達3億之巨。
通過人為的制造壹個龐大 的充滿著生存競爭的底層，進而通過這個階層的汗水，中國不僅創造壹個足以在 世界任何地方炫耀的頂層，也支持了世界市場價值鏈地基本秩序。 既然國家的經濟命脈和大量資產、財富掌握在身為共產黨員的紅色資本家手中，他們必然敵視民主；對共產黨員資本家們來說，唯壹可以信賴的自我保護制度就是壹黨專政，即他們對全社會其它成員的永久專政。 他們很清楚，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制度早就該拋棄了，用紅色資本家們的資本主義制度來鞏固壹黨專政，才可以實現他們期待的“紅色江山萬年長”，這就是中國模式的實質。
原山東省石油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兼泰山石化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長、總經理徐洪波就曾利用認購股票這壹形式為自己及泰安市市委書記、 市府秘書長、公安局長等權勢集團謀取暴利。 政治體制改革久攻不下，本時期改開另辟蹊徑，提出了“建立法制，依法治國”的治理方向。 然而，政治體制改革和法治制度建設，其實質都是為了從根本上解決社會財富權益分配不公的問題，是改革開放缺壹不可的兩大重要功能目標。 然而，在沒有解決好權力授予程序的合法性、統治權代替治理權、以及權力監督“家法化”的三大根本性問題之前，法制建設很快就陷入了“法大還是權大”自相矛盾的窘境中。